一方面, 人大作为整体是权力机关, 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表征, 其直接行使的监督权是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这一性质的监督权是不能转移、分工、授权给其他机构来行使的;同时, 其他国家机关作为被监督对象, 对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更不可能有监督权, 国家监察委员会也不例外。

事实上，上述《基本法》第1条规定本身就是基于自然法思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自然权利学说认同的反映。针对他的学说至今尚不存在有力的反对意见，[13]并且该观点也被写入了标准宪法教科书中。

首先，上文基于近现代立宪主义原理之考察，在承认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大法的同时，对如何理解根本大法的含义作出了解释。第一，公法私法划分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46]以美国《独立宣言》为例，《宣言》首先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典型体现这种一致性的有趣现象是：尽管对人权、权利等概念的定义存在区别，但近代立宪主义各国在关于实定宪法文本权利是否可以适用私人间的问题上答案却是相同的，都给予了否定。[67]换句话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会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同样会受到其他主体的威胁，因此宪法不仅要求国家禁止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同样也要求国家有义务去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他人侵害。

在规范层面上，无论某一私人团体在事实上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地位，法律上依然将其与其他私人一样评价为平等主体的一员，并没有什么优待，更不会将其拥有的民事权利称作公权力。道德理论的研究对象——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应有状态(道德规范)才是整个法律体系背后价值的真面目。（4）研究处理并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法制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的有关提案。

2017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相关工作报告。（3）实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同时，也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具备对所有法律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条件。从此，英国法院有义务服从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欧洲人权公约下人权保护的判决和实践，并拥有了仔细审查议会的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一致的权力的成文法依据。

4、根据２０１７年４位学者联名提出的审查建议，对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９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有关地方性法规中类似的控制措施和处罚处分处理规定作出修改。（3）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对方人民政府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备案审查。

[21] 四、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难题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5]德国式和法国式特设机关审查制下，由作为特设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集中式审查、抽象原则审查或者预防性审查、对于违宪的法律有权予以撤销等特征，也是决定于特设机关的性质和地位。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对一万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有重点地开展了专项审查研究工作。

第二，合宪性审查机关。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在效力位阶上高于法律，如此，法律才有与宪法相抵触的可能，也才有建立以审查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为目的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目前，五套审查体系之间仅存在衔接联动机制，即各自在接受法律文件备案和社会主体请求审查建议之后，按照各自的审查分工，对于不属于自己审查的法律文件移送相应的审查机关进行审查。[13] 2017年12月14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五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度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备案审查工作只有实现有备、有审、有纠、有撤，才能真正树立起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应有权威，也才能真正实现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9] 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

监督法第32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16]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首先必须符合法律。

[26] 为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立健全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央军委法制局之间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5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例如，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三人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基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身份、产生机制及该委员会的性质，由其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尤其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更能彰显这一工作的严肃性、法律性和程序性。鉴于我国前三部宪法实施状况不良的教训，现行宪法在起草征求意见时，许多群众和学者主张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法院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依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7条的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

美国式司法审查制下，由作为司法机关的普通法院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分散式审查、附带性审查、限于诉讼当事人资格、遵循司法自律原则、对于违宪的法律在个案中拒绝适用等特征，均决定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学习会上也提出，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5）中央军事委员会法制局对军事规章和军事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6]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１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３页。

笔者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名义上虽说是由法律委员会更名而来，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全国人大新设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3）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及中央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询问，进行研究答复。

[25]立法法第96条规定， (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对于公民寄来的每一件审查建议，法规备案审查室都要逐一登记，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备案审查范围的，要逐件进行研究。1958年宪法才将宪法委员会设立于议会之外而独立于议会。之后，法工委还会跟踪督促问题法规的修改、废止工作进度，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另外，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建议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有1116件。违法与合法中的法是指法律，判断违法与合法的基准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在违法与合法范畴，其最高判断基准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告诉记者，通过函询、约谈、督促等方式，法规制定机关如果还不能纠正的，法工委将按照立法法规定使出‘杀手锏，启动撤销程序。违反宪法的制裁取决于违宪的主体和违宪的形态。

3、根据２０１６年中国建筑业行业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２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地方性法规中直接规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或者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条款进行清理，适时予以纠正。换言之，具有弹劾权或者罢免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先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作出判断，再作出是否弹劾或者罢免的决定，而是根据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仍然能够履行其职务，以判断是否需要予以弹劾或者罢免，违宪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宪法制裁主要有三种情况：（１）合宪性审查机关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通常的制裁形式是撤销、废除、改变、确认无效、不予批准和拒绝适用。不属于审查范围的有321件，占21.0%，涉及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对应当由其他国家机关审查的，全部转送至了相应机关，并要求其对研究处理结果进行反馈。法国1946年宪法设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属于议会的内部机构。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在2017年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违法的审查建议进行了处理，过去一年总共研究处理了92件，发现了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监督纠正。即如果存在法律时先适用法律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或者适用法律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需要适用宪法作出判断。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为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二是未能依据宪法制定法律。[22]我国实行我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宪法体制下，在国家机关之中，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而同时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由其行使国家立法权。